由于审讯过程还未开始，我们没办法得知更多细节。这一立刻占据热搜榜的新闻，伴随着巨大的信息黑洞，无数疑点困惑接踵而出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：
当然，贴身携带三十余张身份证；逃脱追捕整整三载；最终追捕其实等于自投罗网；这些只言片语的信息，已足够引起好奇。一时间，高智商、好学生、教育失职、原生家庭等种种争议，也让这一案件更加迷雾重重。
但我们今天不打算做案情梳理，也不想申斥什么教育和家庭失职，还原真相更不是力所能及。只想就一些国外著名罪案，换一个视角看待罪犯，是否能带来点不一样的东西。
是讨论过程细节令人不适，还是分析作案手段困难，抑或，这种关注原因的习惯，来源于深类自我中的一种渴求——混乱且不确定的世界中，我们应该一种控制感，于是便从经验中寻找可以辨识的模式：一定是有啥东西在影响着我们，找到它们，就算不能做些什么，也聊以。
如社会学家所言，“当问及犯罪行为为何发生时，就如同问人性为何会如此。”指望找到单独条件，解释犯罪成因，即使到今天，也只是一种妄语。当你落入人类复杂心智所编织的罗网时，自然也会意识到——这张大网，并非只用一根绳索就能完成。
首先，自然是大家都最关心的动机问题。手刃生母，该是怎样一天二地仇，三江四海恨？
提到吴谢宇案，他那沉默认真且自尊心极强的母亲，自然避不开。近些年日益升温的原生家庭问题，似乎舆论已一面倒的趋势，将孩子的所有问题，都归咎于双亲。
敏感多变的青春期，父亲肝癌去世，母亲独自抚养。望子成龙，强烈控制欲，专制紧逼，缺少疼爱，这些典型的高压家庭标签，很容易让人联想——这一专制的家庭状态，让孩子多疑忿恨，充满攻击性。
在亲友的口中，母亲谢天琴为人内敛沉默，非常自律克己，这一点也被吴谢宇本人得以继承。她一边拒绝学校给予的抚恤金，一边又对吴谢宇严加管束。这种要强且独断的个性，也许在母子的生活中，是一种对吴谢宇自我的压抑。
根据记者正常采访，曾有老师和谢天琴聊天，在夸奖其儿子即将出国留学，她也要跟着享福时，谢天琴冷冷回答：“还享福，他巴不得我死！”由此细节，我们很容易联想，完美主义者的母亲VS自我意识成长期的儿子，母子间定然少不了矛盾。假设审讯细节流出，多半会有大量对母亲不满的言论。
但问题在于，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论点，其实也就默认了一个前提——罪犯说的一切都是实话，没有偷梁换柱，也没断章取义。
而事实上，撒谎是罪犯，特别是青少年罪犯的特质之一。父母和那些他们盼望留下好印象的人，也是首选对象。同情心有时会误导我们作为局外人的判断，将自己的亲人比作恶魔，有时也会是罪犯借以合理化自身行为的动机之一。
这并非意味着，原生家庭没影响，但一味将错误都塞给父母，本质上还是一种智力懈怠与责任推诿。父母对子女心理发育上的影响多寡尚且争议不断，能够胜过父母影响，至少不必犯罪的依然大有人在。
在描写犯罪心理学大师约翰·道格拉斯的美剧《心灵猎人》中，主角一行两人，曾前往监狱，询问一位臭名昭著的连环杀人狂。他手下血案无数，死者皆为女性，他的母亲也是其中之一。
这位体态健硕，身高惊人的家伙，有其线年出生于加州的埃德·肯铂，被称为“女大学生杀手”，身兼多次无期徒刑。
1963年8月一天下午，14岁的埃德用一把来复枪打死了祖母，接着又杀害了祖父。后者，是因为他知道祖父不会原谅自己；而前者，他只是回答，“我想知道杀掉祖母是一种什么感觉。”
因为年龄和缺乏动机，埃德被冠以个性特征畸形的精神病，关押在州立医院。而仅仅6年后，他就离开了医院，与生母住在一起。
此后两年时间，埃德并未继续犯罪。打打零工，开车闲逛，与女大学生兜兜风，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。1972年的5月，他终于按捺不住，载着弗雷斯诺周利学院的一对室友，来到荒郊野岭。将二人用刀捅死后，他把两具尸体拖回母亲家中，一边用相机拍照，一边将其肢解，接着便抛尸深谷。
其后不到一年时间，埃德连续杀害了多位年轻女孩。从高中生到大学生，有时将她们扼死，有时则用枪，对尸体性侵也是家常便饭，他似乎很陶醉于这种反社会暴行，将其描述为对现行体制的蔑视与超越。
他曾经想屠杀整条街的人，但最终没有实行。于是，他换了个法子，去做了一直想做的事——在复活节那天，埃德潜入了母亲的卧室，用羊角锤打烂了她的脑袋，接着割下了头，塞进厨房的粉碎机。“她断了气后仍然不停埋怨我，我没法让她闭上嘴。”埃德曾对警方说道。
在道格拉斯与埃德的交流中，除了注意到他高达210cm、魁梧无比、极具压迫感的身材外，绝顶聪明的智商，也令人惊叹，甚至一度令两位警探怀疑，自己是不是他的对手。从影片中，你也能看出埃德态度温和，说话低声细语，完全没什么侵略性。只有在讲述自己母亲是如何施虐成性时，才会流出眼泪。
“战争的危险和克拉内尔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......”，这是埃德父亲对妻子的形容。
更有趣的是，埃德凭借其145的高智商，在狱中接受心理测试时，就已经记下了所有的术语，以及一些基本的精神病学分析方法。
他不仅能够准确而细致地描述他杀人时的一切步骤，甚至还声称自己能模仿出任何一种精神疾病。甚至在狱中，埃德更加积极开朗，不仅帮助完善了犯罪心理学研究，还组织其他囚犯一同学习看书，并协助精神病医生进行心理疏导。
而就与吴谢宇“主动”暴露自己的行踪，甚至还在2016年春节给亲戚发短信，声称自己与母亲即将回国一样。杀人犯在作案后一旦长时间逍遥法外，也可能会产生一种失望情绪，自己的“壮举”影响力日渐削弱，头上的“名人光环”也逐渐暗淡，这种失落感便会导致一些非理智的选择。
埃德因其卓越的观察力与缜密的思维方法，多年来一直未成为警方的怀疑对象，杀死母亲后，也没有一点人看出端倪。直到开车行驶在县城郊外，深深的挫败感让他晕眩，于是他将车靠边停下，主动给当地警局打了电话，在费心说服警方相信自身并未说谎后，埃德站在车边，耐心等待警笛作响。
据埃德口述，他父母婚姻失败，而自己从小就因为长得像父亲而遭致母亲虐待。“你以后会和你那混蛋父亲一样，没有人爱，没有妻子，生活将会变得一塌糊涂。”
他的身材，他的模样，他的性格，都曾给自己找来不少麻烦。但更具讽刺的事实是，埃德的母亲在旁人眼中却是那种和善可亲，可以与之分享心事的人。死者已逝，我们没办法得知事情的真实模样，也就只能选择相信我们愿意相信的那种假设。
“完美的孩子，完美的学生”。这是所有老师和同学，对他的第一印象。从2009年全校第一考上高中，到2012年考入北大。吴谢宇一直被认为是典型的天才选手。过目不忘，才思敏捷，文理通吃，几无缺点，就算是在高手如林的北大校园里，吴谢宇依然能够拔得头筹，不仅获得廖凯原奖学金，GRE的成绩也是一流中的一流。
你也很少在他身上看见一般天才所拥有的桀骜不驯。“从不抬杠，与争论相比，他更倾向于静静地聆听”。就算偶然在全省优秀学生选拔中失手，他也是淡然了之。“风度非常好，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气馁或者不满。”
但也许我们大家可以从他对凯撒的崇拜中看出些许端倪。“我来，我看见，我征服。”这是吴谢宇从中学时，一直沿用至今的签名，写在微信签名档里的这八个字，一直定格到2015年春节，他与老师同学最后一次联系。
20世纪70年代，犯罪心理学的萌芽时期，研究者开始发现罪犯有一种普遍的心理特征：他们在内心深处，都相信自身是一个好人，尤其是此前常接受正面评价的所谓“好好先生”。
从错误中改正，从非法中知法，对比有责任感的普通人来说，罪犯可能更了解法律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们还是偶尔会把自己排除在外，仅仅因为有时需要如此。当模范人物突然爆发出反社会的行为，那些自以为明白他们的人，当然也会相当震惊。这与以往概念完全冲突的事实，同样会激起周围人的心理防御机制，这可能修改记忆，也可能混淆视听。
年龄增长，阅历丰富，眼前的世界也逐步扩大，罪犯面对慢慢的变多的诱惑，想要保持所谓的纯粹不再可能，先入的想法，逐渐腐蚀着自我。人生的缝隙不断被注入毒液，滋养了原就深埋的恶根。
2015年6月，女儿罗斯在脸书上公布了一则惊人消息——她杀死了自己的母亲。
这令人震惊的留言，起初并没有一点人相信，他们甚至怀疑是罗斯的账号被黑客盗走，而开了个恶劣的玩笑。但直到人们开始回想，发现多日没见到罗斯的母亲布兰查德，原本形影不离的两人几天都没露面，才略有疑惑。
接下来一条消息更令人震惊，罗斯的账号似乎换了主人，对方用极度挑衅的口吻，宣称自己杀了罗斯的母亲，还了天真的罗斯。
闻讯赶来的警察，立刻闯入了罗斯家中。这不是一场恶作剧，悲剧真的就在眼前：母亲布兰查德横死于卧室，家中也被洗劫一空，而罗斯则踪影不见。
突如其来的谋杀+绑架，一石激起千层浪。人们开始在网上设立众筹平台，自发上街祷告，希望这个曾被视作励志典范的女孩能够早日恢复自由。
斯普林菲尔德市，曾是南北内战的主战场之一。布兰查德与罗斯，是这座人口十余万的小城，为数不多的骄傲。
2005年前，布兰查德与丈夫离婚，因为没有办法忍受长期的家暴，她选择独立抚养女儿罗斯，让她远离“野兽”一般的丈夫。在社会组织帮助下，居住在新奥尔良，布兰查德一直宣称，自己的女儿身患肌无力，白血病，以及包括脑损伤在内的一系列慢性病，但她们微笑面对生活重担的模样，激励了无数人。
而在8月的卡特里娜飓风过后，整个新奥尔良如一片洼地，母女俩的住处也被飓风摧毁，但布兰查德仍然推着罗斯上街，为灾民打气，鼓励人们还要相信未来和希望。
罗斯的坚强，与母亲的温暖，让她被选为2007年度孩子，她们也被政府转移到斯普林菲尔德，在社会各界的捐助下，她们不仅搬进新居，还开始出席各类慈善晚会，为其他身患重疾的孩子寻求援助。
案发仅仅两天，通过对现场调查获得的DNA比对，一位名叫戈德约恩的男子，成为了最大的嫌疑人。他现年28岁，住在离罗斯家不远的街区中。警方立刻采取行动，悄无声息潜入了该男子家中，不仅人赃俱获，还惊喜地发现罗斯活着。
在多方查证审讯后，这对励志母女的形象却逐渐崩塌。温暖人心的外表下，其实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畸形家庭。
原来，该男子就是罗斯的男友，他们合谋杀死了母亲布兰查德，而这一切就发生在罗斯眼前，只不过她眼中闪烁的不是恐惧，而是大仇得报的喜悦。
原来，布兰查德与丈夫分手后，独自带着女儿住在父母家中，她逐渐开始怀疑女儿有着睡眠窒息的疾病，但在医院检查过后，却发现罗斯并没有一点问题。
医生的话并没有宽慰布兰查德的疑虑，她根本不打算接受罗斯健康的事实。偏执和控制开始占据上风，在罗斯一次偶然摔跤后，布兰查德便命令她永远只能坐在轮椅上，就算是医生检查一切如常，罗斯也在布兰查德的逼迫下，成为了一个下身瘫痪的“正常人”。
随着两人开始参与公益活动，并移居新奥尔良后，布兰查德也开始愈发走火入魔。不仅剃光了罗斯的头发，平时还要插上氧气管生活，以无病之躯接受手术和化疗。
可想而知，这种折磨极度影响了罗斯的发育和健康。已步入青春期的女孩，体型却如儿童一样，而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，恐惧与怨恨，慢慢在罗斯心中膨胀。
落水的人总想抓住任何一点可能的求生希望。2012年，罗斯在网上偶然认识了大她不少的男子戈德约恩，她似乎看到了重生的希望。
两人在网上的秘密恋情迅速升温，在三年的地下交往中，罗斯数次尝试逃跑，但均告失败，于是在最后，她终于提出让戈德约恩杀掉自己的母亲，而这位前科犯，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。
我们总不愿真正了解犯罪的详细过程，很多人都有着一种坚定的信念，认为人不会无缘无故恶意伤害他人，他们内心总有善良的种子，情有可原也是常见的说辞。但如果细数罪犯的前程过往，你却会发现这种认为人之本善的倾向，非常容易被人利用，罪犯在说服他人的同时，正在利用你们的善心。
没有犯过罪的人，很难想象犯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更别提理解罪犯与普通人的真正不同。
同情和寻求意义的本能，往往会先入为主。我们注意到罪犯的才华，看见了他们做的好事，见识了他卓越的人格，听到了他崇高的理想，这都很难让人以一个纯粹的罪犯来看待他们。而经常与之接触的人，无论身份如何，这种亲密感，更能让人混淆，无法看穿由谎言及出于自保目的的语言所组成的防护罩。
最后，再来聊聊吴谢宇为何能够数年时间销声匿迹，最后能够说是“主动”暴露行踪，才被抓获。
按理来说，在刑侦学和天网技术日趋成熟的今天，一个人想从现代社会完全隐没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但如果说，他能避免一些如身份证登记，出现在摄像头下，参加大型活动等非常容易被调查的行为，且能避免引起他人注意，也许还是有足够容身的空间。
由昆汀·塔伦蒂诺导演，七月即将上映的《好莱坞往事》中，你将见识到全美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集团“曼森家族”所犯下的血案。这里我们不展开，具体细节可回看此前的文章，只简单谈一个点。
与很多人的误解不同，曼森家族的首领查理·曼森，从未亲手杀过任何一人。他虽然背景恶劣，但真正的罪行都是其追随者所为，他起初也未想成为领袖，只想有点名气发点小财。
在他早年丰富的生活经历中，曼森总能娴熟且一针见血地了解他周围的人，且迅速判定他们能如何为己所用。健谈，经历丰富，还喜欢说些模棱两可的大道理，和能引起他人共鸣的身世，让曼森很快就能成为同龄人的领袖。并不强壮的身躯里，承载的却是具有催眠般魔力的性格。
这种独具一格的领袖才能，让曼森非常容易就能把心智次于自己的大部分人玩弄于鼓掌，他逻辑混乱且漏洞百出的教义，实则维系心灵控制的法宝，让他人俯首帖耳，自然也就能在其脑中构建起另一种“现实”。
长久以来，我们都非常容易被一种观点裹挟，即罪犯都是普通人，只是不断的创伤和挫折激发了他们的危险性：小偷偷钱包，是因为他们没法找到正经工作，孩子学坏是因为家庭破裂。而一旦如此，逻辑便顺坡而下，引申为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罪犯，因为诸如贪婪和难抵诱惑等所谓劣根性。
但这显然忽略了层出不穷反例。人性无法简单一分为二，只有邪恶和善良的两端存在，大部分没有犯罪的人，也可能拥有一个残破的家庭。社会的失职不能掩盖个人的失败，人并非完全被动地被环境塑造，而是人们是否会纵容犯罪的念头出现，滋长，乃至破土而出。
换而言之，如果个人想避免与可能的罪犯扯上关系，那与其只探索一个人为何会成为罪犯，最后陷入混乱信息的泥沼。不如换个角度，从“为什么”中解放出来，转而理解罪犯本身如何思考行动，也许更有现实价值。
